华盈策略匈牙利通知联合国正式退群，中国另起炉灶，国际刑事法院尴尬了？

前言近年来，国际刑事法院（ICC）的权威面临越来越多挑战，尤其是一些国家反制的升级，让ICC的公正性和执行力遭到质疑。就在此时，匈牙利突然宣布退出ICC，给全球“法治”体系带来了震动。中国则推出了“国际调解院”，提供了一种新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这一举措将改变未来的国际格局。匈牙利正式退群，中国另起炉灶，国际刑事法院尴尬了？匈牙利退出ICC 2025年5月20日，匈牙利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正式启动退出国际刑事法院（ICC）的程序。这一事件一度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匈牙利政府的这一决定表面上看似突然，但其实早有预兆。在ICC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逮捕令之后，匈牙利政府表现出了对ICC的不满。内塔尼亚胡因涉嫌战争罪而成为ICC的追捕目标，但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并未执行这一逮捕令。相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直接公开批评ICC，指责其行为是“政治化的”，并强调ICC并非公正的司法机构。匈牙利这一举动并非个别事件，实际上，早在此前，ICC在处理诸如俄罗斯、菲律宾等国家的问题时，已经引发了不少争议。匈牙利的行动可以说是在这一背景下的直接反应。尽管ICC作为全球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其职责是追究国际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其长期以来被欧美国家主导的结构以及偏向西方价值观的运作模式，令许多国家对其公正性产生怀疑。匈牙利这一行动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ICC是否真的能为全球带来公平正义。在内塔尼亚胡到访布达佩斯期间，ICC发出的逮捕令成为了匈牙利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关系破裂的导火索。欧尔班政府毫不犹豫地拒绝执行逮捕令，并公开表示ICC的行为“厚颜无耻”。这场外交风波不仅让ICC在国际政治中受到了严重挑战，也让匈牙利的立场变得更加明确：拒绝与ICC合作，退出该组织的计划已成定局。匈牙利的退出计划表明，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是涉及主权国家的事务时，传统的国际司法机制并不总能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执行。 ICC作为一个跨国法律体系，其本应具有全球普遍适用的权威，但在一些国家看来，它的角色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工具，无法充分反映全球各国的利益和立场。 ICC的困境匈牙利退出ICC的决定并非孤立事件。在过去几年中，国际刑事法院的公信力逐步遭遇重大挑战。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便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被ICC发布逮捕令。 ICC指控内塔尼亚胡参与实施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但由于以色列并非ICC的缔约国，该国政府并未响应法院的逮捕令。内塔尼亚胡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专门绕过了可能配合执行逮捕令的法国和西班牙。这种“避险”行为表明，ICC的威慑力实际上已经大打折扣。 ICC发布逮捕令时并没有强制执行机制，必须依赖缔约国的配合。但即便如此，ICC的影响力依旧深远，特别是当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政治重要人物被列入通缉名单时，全球舆论和外交压力随之产生。但现实情况是，ICC并不能真正落实逮捕行动，反而引发了国际间的反感和抗议。俄罗斯也是ICC的另一个典型反例。 2023年3月， ICC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了逮捕令，指控他在乌克兰冲突中犯下战争罪。俄罗斯不仅无视这一逮捕令，还反击性地将ICC的法官戈迪内斯列入本国的通缉名单。俄罗斯的这一做法不仅是在实际操作上反击ICC，还从根本上挑战了ICC的权威性，表明一个大国若不愿意合作，ICC的司法决策就可能遭遇现实的执行困境。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案件同样值得一提。 ICC认为杜特尔特政府在执行禁毒战争时，涉嫌对无辜民众实施“系统性攻击”，因而对其发出调查令。尽管菲律宾政府坚决反对ICC的调查，杜特尔特也不承认ICC对其国家主权的干预，但他仍未能完全避免这一司法程序，最终于2025年3月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菲律宾人民和政府对ICC的强烈反应，进一步暴露了ICC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阻力。这些案例表明，ICC的公信力正在遭遇全面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ICC是否能够超越政治利益，真正为全球带来公平公正的裁判。在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完全依赖ICC的司法裁决，而是寻求其他更加灵活和符合国家利益的解决方案。中国主导国际调解院面对ICC的公信力危机，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国际调解院。 2025年5月30日，在中国香港，国际调解院正式挂牌成立，并得到了包括33个国家在内的多方支持。这个新机制的核心理念是“共识治理”，旨在通过调解而非强制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调解院与ICC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强调司法判决的强制执行，而是通过各方的自愿参与和相互协商来达成最终的解决方案。与ICC的强制执行模式不同，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机制更加灵活，强调国家主权和各方意愿。任何国家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调解，而一旦决定加入，各方将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寻求共识。这一方式的最大亮点在于，它避免了单方面强加某种 “国际正义” 标准，避免了那些非缔约国的强制执行问题，同时也为各国提供了更多自主决策的空间。中国提出的“和合共生”理念也是国际调解院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理念强调国家之间应互相尊重，包容差异，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一理念在调解院的框架内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调解院并不干涉各国的内政，也不强求任何一方接受不愿意的调解方案。调解院的目标是帮助各方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路径，而不是通过法庭判决强行实施某种结果。国际调解院的成立，回应了许多国家对ICC长期以来的质疑，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ICC的偏向性已经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ICC的法官大多来自欧美国家，预算和资源也深受北约国家的影响。这使得许多非西方国家认为ICC的运作并不公正，甚至存在政治偏见。而国际调解院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恰恰给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个更加公平的选择。国际调解院的另一大优势是它并不设立任何缔约国壁垒。无论是否是缔约国，只要国家愿意参与调解，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平台进行争端解决。这一设计打破了传统国际法院和组织的局限，使得调解院成为一个更加普适和包容的国际平台。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这一机制，国际调解院有望成为未来国际事务中解决争端的新选择。它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话语权，也为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纠纷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结语随着匈牙利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和菲律宾等国的反制，ICC的全球影响力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ICC的公正性和执行力，特别是当ICC成为欧美国家政治利益的工具时，许多非西方国家逐渐寻求更加平等和开放的解决方案。中国主导的国际调解院应运而生，它不仅为国际争端解决提供了新选择，也为全球政治带来了新的思路。随着这一新机制的不断发展，未来国际政治格局可能会更加多元和包容，而不再仅仅依赖西方主导的法律和司法体系。